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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过热卷土重来宏观调控牵紧缰绳我的钢铁

发布时间:2019-11-30 10:53:53 编辑:笔名

  投资过热卷土重来 宏观调控牵紧缰绳我的钢铁

  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2371亿元,同比增长29.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6368亿元,增长31.3%。东北及中部地区增速尤为明显,增速近40%。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之一的投资,以超常的速度成为当今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也是近年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投资过快增长引起各方关注和警惕。 “投资明显过热了,投资规模过度扩张会给经济运行带来一系列严重隐患。”中国经济时报在对多位经济学者的采访中,多次听到这种判断。 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堪忧 国家发改委发言人韩永文近日表示,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增加较多,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等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突出问题。 上半年,全国新开工项目多达9.9万个,同比增加1.83万个,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22.2%,其中6月当月新开工项目就达3.14万个。60多个行业中有36个行业投资增幅超过40%,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冲动依然强劲。 随着电力供需矛盾总体缓解,一些能源生产集中地区又出现了高耗能行业盲目扩张的苗头,个别地区为片面追求增长甚至违规出台了推动高耗能企业加快发展的种种优惠政策。 “中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投资过热,这也是上半年GDP增速比预期偏高的主要原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这一隐忧不消除,经济运行中仍蕴涵着风险,最终会导致产能过剩和金融风险不断加剧。不但会降低宏观经济的效率,就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会被延迟。”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广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说。 “中国的投资增长是粗放型的低质量增长,投资的高速增长伴随着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过度污染,能源资源和环保承载空间的有限性决定了这种增长方式是难以为继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春生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说。 周春生说,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结构中,投资因素占40%或者更高的比例,这种结构相当不合理,蕴含着相当大的危险。 在谈到投资过热的原因时,不少学者认为,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强、货币信贷相对宽松是主要原因。 “目前许多的地方投资都有短期行为取向,地方政府上项目的积极性过高,盲目攀比速度,投资冲动较强是问题的症结,货币信贷相对宽松、融资成本较低则提供了资金支持,造成了投资高增长。”周春生说。 一组数据验证了投资主力在“地方”, 今年前5个月,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地方项目比重占九成左右,投资增长了31.3%,中部、西部地区投资加快尤为突出。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牛犁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十一五规划开局加上政府换届,激起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投资过热背后体现出的是以GDP为考核指标的政绩导向和行政体制。投资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密切相关,再加上经济增长的惯性,飞速的投资停下来的难度比较大。 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周春生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有局部过热、局部过冷同时存在的双向失衡,一些部门有投资过多,产能过剩的现象,但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增长缓慢。 “现在形势,既不同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的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来治理;又不同于前几年经济偏冷和经济紧缩趋势,需要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治理。目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牛犁也认为,宏观调控惯用的信贷和土地政策两把“利刃”在当下形势中大打折扣,当前情况更为复杂。 牛犁举例道,在本轮调控中,央行单纯上调法定准备金率对投资“降温”作用不显着,流动性过剩加上一些企业的自由资金非常充裕,有些大企业大项目并不需要去银行贷款。严把土地闸门政策在实际中也打了折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博弈难度加大。 周春生告诉,央行全面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除防范经济持续过热以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下一阶段人民币升值提前做准备,但目前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又对央行进一步紧缩经济形成掣肘。加上出口拉动经济阻力加大,内需短时间难以发挥实质作用,通缩和通胀因素交织在一起,这些都成了考验政府调控的难度和挑战。 “调控中不能走回行政干预的老路,又不得不干涉地方政府的行为,市场调控和行政调控如何选择,也是难题。必须出台一些地方官员考核的科学指标,不然投资过热也很难控制。”周春生说。 牛犁表示,产能过剩、投资率、消费率都明显恶化,相应的资源、环境跟不上,这些属中长期问题。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复杂多变,就像去年底、今年初,大家都认为产能过剩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目前来看,经济提速、投资加快,自身发展中就消化了好多,没什么大问题,所以到底采取那种方式很难选择。 “和面式”调控向“温和渐进式”过渡 周春生在接受采访时,在提到前几轮宏观调控打了个比方,政府在对一些行业的发展投资上存在着反复增减投资的现象,变成了“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和面师傅”,猛踩刹车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调控完了,投资过热等问题还会反复,比如电力投资、房地产投资。 “前几年,我们的调控有点像‘新手上路’的感觉,这说明我们宏观调控水平有待提高,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政府之间如何协调,是面临的大问题。缺乏长期、系统考虑,应急式调控,应该发展为渐进式、微调式。” 今年以来,决策部门根据陆续产生的宏观数据,逐步采取了一些合理的经济、法律手段加以调节。当一季度数字公布时,调高了贷款利率;在4月末5月初,发改委又针对过剩行业集中出台了8个行业的调整指导意见;进入5月后,国家八部委又集中对问题较为集中的房地产市场陆续出台了多个调控措施,从信贷、土地两个闸门入手,平抑房价、调控投机性需求。进入六七月,央行两次微调存款准备金;发改委抓紧研究制定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具体办法,把能耗标准作为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的强制性门槛等措施。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周景彤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这次调控在手段、态度上有所区别,不是一味地强调控制速度,更具灵活性,一方面保住好的势头,相对温和,节奏上也不是疾风暴雨式。提高投资准入门槛、存款准备金等措施,对具体行业的行政措施相对较少。采取有针对性地渐进式调控,可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但关键仍是要落实政策,否则不管再出台什么政策也难以达到调控的目的。 “理性的宏观调控应是在充分尊重市场力量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合理的宏观调控。”周春生告诉。(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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